赵树理先生的文采，来自于他成长起来的那片土地。山药蛋，本就质朴，粗拙，但写得却是让农民都能看得懂的故事。自然的朴素田园主义让他的作品，即使带着如此强烈的时代政治气息。在今天看来，却依然有着闪闪发光的感染力。

《三里湾》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合作化运动中，农村社会的进步与落后力量的交织。围绕王宝全，马多寿，袁天成和范登高这四家展开情节，各家人物之间又存在着冲突的矛盾。

赵树理历来就擅长描写人物，这开篇，就从旗杆院说起。旗杆院的意义在老百姓的口中流传过来又过去，而今它是一个方便开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会议，体现着这个村庄的高度自治。所以说三里湾是华北农村地区的模范村。

旗杆院象征着解放者的权威，而马家院是牢牢锁着大门的顽固派。 这两股力量在三里湾对峙着，首先最令人不齿的就是这种农村社会的寄生虫—范登高。范登高，是人前君子，干部形象。他是村长，是党员，却处处为自己谋私利：自己不想入社，却辩解说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菊英分家的观点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缺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认为自己是官就没有错，根本没有全心全意地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而与之相对立的光辉形象是书记王金生及其家庭，既参与生产，又热切关心着时代的走向。将自家的小命运与时代的大命运相结合，关心集体的发展。但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让人称奇，当然带有赵树理标志性的取外号。简单绰号的背后却是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形象。所以马多寿一家尤为传神。马多寿和他老婆、大儿子、大儿媳都住在一起，这四个人的外号：马多寿叫“糊涂涂”，他老婆叫“常有理”，他的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这四个人的外号连起来念，好像农村里的俗语——“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马多寿代表着落后自私的个体农民，妄图在新时期维持旧社会的封建秩序。比如怕儿子马有翼学他哥哥走掉，不等他中学毕业就留他在家里；又或者担心家里有人背叛封建秩序，坚决不同意自由恋爱，逼着有翼和小俊结婚特别是“惹不起”和满喜吵架、撒泼那一场面的描写，将“惹不起”这个愚昧自私、蛮横撒泼的农村妇女形象刻画的活灵活现。袁天成是老党员，不热衷于个人的发财致富，在合作化潮流中属于墙头草一样的人物，立场不坚定。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参加了农业社，但他个人也是属于那种维护个人利益的人。

因此，在这个村子里，古老的农民在新社会也有着不同爱情观的碰撞：范灵芝一开始认为只有马有翼才配得上爱她，但对比玉生的劳动人民的品质，她又更看好玉生。于是改变了看法，敢于向玉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同样玉梅也是在马有翼决心实行家庭革命，愿意参加公社后才答应了。而袁小俊，为了一件衣服 ，小俊的固执和无理取闹弄得不得不和玉生去闹离婚。把这种人物放在家庭中的琐碎小事中去塑造，揭露了旧思想对人民的残害。这个受母亲的唆使而离婚的人，只有自己下田劳动，参加了生产后才和满喜结合。共同劳动成为青年男女结合的基础。

农村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被赵树理浓缩在了如此精炼的三里湾社会。

赵树理他带着深厚的民间情结，只想用民间的方式叙述民间的故事。所以如我们所感受到的，《三里湾》也存在着隐藏的线，在最为耀眼的外壳之下，作者有着不自觉透露出来的深层次情感倾向。

解放了千万农民的共产党，正确地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可是在时代的大潮下，真的是所有农民都自愿参加吗。他们对生产方式的选择，在权力机器的压抑下，有没有完全尊重他们的意愿。而这些矛盾和迷茫都是被赵树理感知到了的。就算是在平等的开会中，也暗含着农民阶层里同样存在的权力等级关系。

赵树理没有直面这些当时放不出来的疑问，而是坚持描绘着土地上这片又可爱又可气的人们。记录他们的行为言语动作表情，写出了农民独特的性格特点。通过对这些落后人物形象的描述，作者真实的写出了社会主义对于农业的改造的艰辛和路途遥远。因为在时代的洪流下，农村合作社的改革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改革，更大的意义是一场与旧思想旧观念艰难“战斗”的斗争。

人要改变自己的思想非常难，无法预知自己命运的农民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参与到国家的大改革呢？难道这些不应该才是文学真正刻画的意义所在吗？ 赵树理先生也因此在整体唱赞歌的明线下，坚守住了真正流长深远的民间精髓。

《三里湾》的艺术魅力来自力量最为坚实的土地和它上面生存繁衍不息的人们，时间的流逝，只能更加证明它的经典之处！